第三百一十期:本市對校園曝險少年輔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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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日期 2020年12月25日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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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對校園曝險少年輔導做法
資料來源: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校長游玉英 | 2020-12-25 | 作者:校長游玉英 人氣 547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修法對國中曝險少年教育輔導之影響與作為

蘆洲國中校長 游玉英

前言

有鑒於有些少年已極接近觸犯刑責法律,或曝露於危險之中嚴重戕害少年身心健康,對於此等特別關照與保護,參照兒童權利公約第六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意旨,國家應保護少年「最佳利益原則」,採取積極措施,整合相關的資源,全力輔導少年,以避免其遭受毒品危害或曝露於其他犯罪之風險,以保障少年成長與發展。立法院於2009年5月31日修訂「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少事法」。其法律之目的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而實施上目的預防少年偏差行為、保護少年安全與防阻少年犯罪問題。於2019年 06 月 19 日修定,新增3條、刪除2條、修正27條,並調整條文32條,這是少事法自1997年公布後最大幅度之修訂,這與世界兒少人權公約潮流接軌之重要里程碑。而修正之第 18 條第 2 項至第 7 項之內容,自2022年(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7月1日施行(少年事件處理法,2019)。

這次少事法之修法之背景,主要是因應2009年 07 月 31 日憲法釋字664號之解釋 2009 年 12 月 10 日「兩公約施行法」施行之兩公約國法化,以及201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建立保護兒少的機制,完善少年輔導、復歸建制,對於少年多元處遇機制及策進作為,而後有2019年少事法之修法。

一、曝險少年的定義

依據少事法第二條規定,所謂少年者,為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人。而再依少事法第三條第二款之規定,當少年有下列三種情形之一時,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長之必要者,包括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者;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者;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當少年12-18歲而有上述三種行為之一者,則為曝險少年。

二、少事法修法之重點

對於此次少事法之修法重點,根據李錦松(2019)提出,本次修法之重點有十二,包括虞犯少年去標籤、行政輔導先行、提升少年主體權、保障少年程序權、整合資源網絡,推動多元處遇、引進少年修復式司法制度、強化少年觀護所鑑別功能、落實協商審理,少年調查實質到庭、提升少年隱私保障及救濟權利、周延親職教育輔導制度與廢除兒童觸法司法處遇規定,最後修定包括外國少年處遇、驅逐出境之規定。然此次修法之重點與學校教育關係密切,有虞犯少年去標籤、行政輔導先行、提升少年主體權、保障少年程序權、整合資源網絡,推動多元處遇、提升少年隱私保障及救濟權利、具體執行之親職教育輔導制度與廢除兒童觸法司法處遇規定,計九項,從以上看來,可見少事法的修法與以少年之權益,及後續處理與學校協助輔導有密切相關的。

三、修法後對國中階段教育之影響

少年事件處理法(2019)之修正有別2005年少事法修正之法條內容與影響,綜整分述如下。

(一)去標籤化轉化積極教育作為

在虞犯少年去標籤化之議題,從字義分析,「虞」之字義,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之釋義,「虞」有「預料、猜想」之意。所謂虞犯,猜想有犯罪行為,預料有犯罪之危險。而對於「虞犯少年」恐有犯罪之危險,常被稱指為處於犯罪邊緣之少年。針對少年有某些偏差行為時,預測其將來極可能會犯罪。這是預測,猜想,以虞犯少年稱之。因此,對於青少年是負面期待,認為可能犯罪,然此類少年並未觸法,即使某些行為在成年人是犯罪,而對青少年如有相同行為是不受處罰的。因此兒權公約國際審查專家指出,應去除虞犯少年的身分犯規定,而提出應去除虞犯少年的身分犯規定(李錦松,2019)。故,少事法在修法後,作去除身分犯之標籤化,而以「曝險少年」通稱之,對於青少年除去標籤外,而讓教育人員有正向期待,並予之教育積極作為。

(二)對於觸法少年使之回歸教育、社政體系

修正之少事法,對曝險少年有「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者;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者;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3種行為時,相關如司法警察、檢察官或法院,得通知少年之住居所或所在地的各縣市政府所屬跨局處的「少年輔導委員會」進行後續處理,以下簡稱「少輔會」。即使少年有監督權人,或其在學,或相關少年保護事業之機關或機構,亦得通知少年輔導委員會做後續之處理。在該法中強調少輔會應具備社會工作、心理、教育、家庭教育或其他相關專業之人。因少輔會之組織架構建置及相關專業人力增置需要籌劃與佈署耗時,該條文將於2023年7月起施行,這種藉由「先輔導、教育,再司法」,避免少年觸法行為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立即受到少年法院之處遇。因此,當少年觸法或有曝險之虞時,則以回歸教育、社政體系之輔導與協助。當教育行政、社會行政之輔導有其成效時,少年得以回歸正軌生活,不受危險環境危害或誘惑,則毋須司法介入。

(三)具體執行法定代理人親職教育輔導

少年犯罪問題往往溯源於家庭功能不彰 (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此次少事法修訂強調親職教育輔導之執行法定代理人與少年保護官的合作關係與指導,親職教育輔導應於裁定之日起三年內執行,至多執行滿20歲為止,當法定代理人拒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時數不足時,其罰鍰將提高,且強制執行。

四、校園中對曝險少年輔導之教育作為

少事法之修訂,以曝險少年除去標籤之保護,卻規定確定實施的起始日為112年7月1日起,從修訂後有4年的準備期,多項之教育作為與措施,對偏差行為之少年積極規劃與執行,透過整合資源網絡,推動多元處遇,引進少年修復式司法制度,強化親職教育與輔導制度等等,以在校園中對於曝險少年的教育輔導方式與未來期待作為,分述如下:

(一)親師合作的落實與平時:在義務教育階段,少年在校學習的時間很長,在校課程的學習與活動的進行,與同儕互動等等行為,這些情形導師就像法定代理人一樣看在眼裡,親師共同合作將少年一起帶上來。

(二)與少輔會之連結與合作:當少年觸犯刑罰法律、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其往往在校期間,已呈現出大大小小讓法定代理人來來回回與學校學務處、輔導處,在少年未滿18歲前,少輔會之相關輔導人員、社工師會與原校或機構作緊密連結,建構合作適性之輔導作為,以減少曝險現象,增進正向行為。

(三)整合資源網絡建立與連結:目前在國中階段透過聯繫會議、校園安全會議,將輔導系統、身心醫療系統、社區鄰里、區(鄉鎮)公所、警察系統之少年隊警官、社區宗教基金會或青少年發展協會等建立離系網絡資源共享,尤其目前國高中學務人員與警分局警官於課後社區聯巡,以及早發現曝險少年,即時予以協助與處遇,使之回歸校園或家庭中。

(四)推動多元與適性活動:除一般課程與活動之進行外,有多元社團或中介教育之介入外加,如高關懷課程、小巨人社區生活營課程、技藝教育課程、中介教育的慈輝班課程。其實施可含括法律、休閒、技藝、補救或銜接課程、體育、競賽活動、社交技巧、探索課程、藝文及體驗等多元、適性與個別化之教育活動(游玉英、許全守,2019)。

(五)親職教育的落實與強化:雖然此次強化對法定代理人親職教育輔導實施之落實,爾後除配合少年法院親職教育的導引與諮詢外,將強化提高法定代理人親職教育輔導之責任,並與之學校學輔人員及導師形成夥伴關係合作輔導。

(六)教育單位對曝險少年可為之輔導與合作機制

1.警政機構之系統合作

(1)當警政機構知悉學生有曝險行為時,教育局校安單位或特教科(課)作積極聯結少年就讀學校處理與輔導。

(2)教育局之校安室再確認學生學籍,並函文少年就讀學校,並副知教育局特教科(課)作後續追蹤與協助。

(3)教育局特教科(課)通知學生就讀學校所屬之輔導諮商中心作資源整合與專業之協助輔導。

2.學校現場之系統合作

(1)學務處為主政單位,釐清該生事件之脈絡,並會辦輔導處。

(2)輔導處會同導師蒐集學生家庭與校外生活脈絡之相關資料。

(3)教育現場三師合作:導師、輔導教師與專業人員(學校社工師、學校心理師)合作召開學生個案會議,適切分工合作,由輔導教師提供介入性輔導服務;專業人員視學生情況,提供處遇性之輔導服務。

3.輔導諮商中心評估與督導:視情況與學校聯繫、討論、支援和參加會議,評估學生狀況與合作機制,協助與督導三師釐清工作目標與輔導策略作適切性與有效性之合作。

五、結論

青少年輔導議題,避免少年曝險,建構友善、安全與適性之校園情境一直是被關注,也是學務與輔導人員日常工作重點之一,除了進行初級輔導課程與活動,以提升學生正向思考、情緒與壓力管理、人際互動及生涯發展,促進其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在二級輔導部分之任務為早期發現高關懷群,早期介入輔導;在三級輔導對於偏差行為及嚴重適應困難之學生,進行專業資源輔導人力、醫療及社政資源之轉介,以進行專業輔導、諮商及治療。少事法之修正對於社政之整合更為積極與明確,然很多時候我們仍期待學生的法定代理人更為積極陪伴孩子,發揮正向管教功能,適時參與學校教育活動,與校園教師共同合作,以避免孩子於曝險情境中。

 

 

參考文獻

少年事件處理法(民國 108 年 06 月 19 日修正)(新法)。

少年事件處理法(民國 94 年 05 月 18 日修正)(舊法)。

李錦松(2019)。2019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簡介。取自http://tw.classf0001.uschoolnet.com/css000000248099/cm4k-1574216904-9037-5530.pdf

游玉英、許全守(2019)。從社會控制理論之觀點探討國中學生中輟預防之研究。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31,1-33。

Gottfredson, M., & Hirschi, T.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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